Hi艺术

 

 

现场语笑喧哗，王澈和不熟的人之间似乎总有些尴尬，浅笑为主。直到喝了几杯酒后，话才渐渐多起来，虽然是河北人，但不知为何有股西北口音。

 

后来和王澈一起走燕山，发现比起城市，他好像在山里更自在一些，上下陡坡也依然健步如飞，谈笑风生，令人想起山羊或野牛之类的动物。

 

半路休息，王澈把早上买的烧鸡拿出来，几个人倚在发红的枫树下分着吃了，就着北京深秋的冷风，又咸又香。

 

另外一次深刻印象来自他在星空间策划的刘商英个展，近3000字的展览前言，既没有套用什么概念，也很少对画面本身的描述，实诚、不掺水。

 

字字句句读完，确实看出他和刘商英一起在自然中走了不少路，因为文字中的那种“具体”显然不是能够在工作室里靠阅读和想象得到的——阿尔金山无人区的风暴和烈日，不仅融在了刘商英的绘画气质里，也渗透到了王澈的写作中。

 

今年五一左右，王澈给我发微信说他正策划一个行走项目叫“天地游戏”，计划在青藏高原上行走一个月，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

 

继四川岷江、内蒙草原、库布齐沙漠、燕山山脉、黑戈壁之后，王澈终于要涉足高原了。

 

王澈是策展人，但好像又不完全是。他发的朋友圈总是些大山大水，总是在跟不同的艺术家在不同的地貌上行走，行走完也没见做什么展览或纪录片，至今已有六七年了。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很少策划画廊或者美术馆内的展览——也就是所谓的“不怎么接活儿”，我一度相当好奇他如何维持生计。

 

有人管他叫“行走荒野的策展人”“非城市空间项目策划人”，他笑称自己是“陪伴式策展”——在与艺术家结伴行走的过程中理解他们的思索和创作。

 

王澈邀我参加“天地游戏”那会儿我正在写诗，里头恰好有一句“像接受今天的天气那样接受一切，游戏是种美德”。

 

艺术也好，生活也罢，游戏一回也无妨吧。

一片天，一块地，四台车，十四个人，二十五天。

 

艺术家、策展人、写作者、收藏家，最大的“70后”，最小的“90后”，分别从北京、杭州、深圳出发，7月20日在青海西宁聚齐，一路南下，沿海南、果洛至玉树，7月30日进藏后向西行，经昌都、那曲。

 

继续西进至阿里地区的前一天，西藏爆发疫情，于是北行出藏，重回青海，途经海西、海北，8月14日在青海湖附近解散。

 

一路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最高升至唐古拉山口的5231米，在青藏高原上行走了6000余公里。如果算上驾车从北京开出，又开回北京的总路程，应该超过1万公里了。

路过了不知多少座山、多少条河、多少片湖，消耗了不知多少升汽油、多少瓶氧气、多少片红景天和高原安，以及多少个自热锅……

 

但这都是能计算出的数字，还有一些算不出也写不完的，比如漫无边际的思绪，飘忽不定的感受，突如其来的情感。

 

和王澈的很多行走项目一样，“天地游戏”也是发散的、漫游的、感性的、即兴的。整个行走只制定了大体的路线，具体到第二天到底要去哪里，不仅我们不知道，王澈也不完全清楚，常常是前一晚大家围着地图商量的结果。

 

除了起点和终点是明确的以外，并没有特别要去的景点。高原上没有“景点”的说法，每座山每片湖都可以是景点，也都可以不是。

 

很多山没有名字，很多寺庙地图上也找不到，不管路上怎么样，反正先出发吧，“先把自己放到路上再说”——王澈的口头禅。

 

“前面的山看起来很温柔啊，可以下车看看”。

 

于是大家下车，坐卧躺靠、凝视、拍照、飞无人机、往地上倒一盅酒……等所有人都用各自的方式接近和阅读这座山以后，再回到车上重新出发。

 

“这个错（湖）清澈得能看见水底的石子，谁想去感受一下吗？”

 

于是有人脱了鞋下了湖，捡到了很多纹路奇异的石子，还有人就在岸上，淋着小雨散步。

 

偶遇峡谷，入口很窄，牌子上写“郭欠寺”，车里的对讲机又传来王澈的声音：“好奇啊，往里走走看？”

 

沿路都是奇峰怪石，赤色的石头上布满水墨般的抽象图案，开过一大段颠簸的“搓衣板路”，绿色山谷的尽头就是金光闪闪的郭欠寺……

 

类似的事情常常在“天地游戏”里发生，无目的，无压力，无详细计划——一个“三无”项目，把自己还给自己，即兴的魅力。

 

无数的事实证明，计划得再完美也是徒劳。

 

原计划的露营地边坝县尼木乡，晚上赶到后才知道当地有猛熊出没。

 

原计划路线中的阿里、日喀则、山南、林芝、拉萨，因为疫情而错过。

 

原计划只是去一个无名的湖边走走，没有想到车会陷入附近的湿地里——看湖半小时，挖车两小时。夕阳西下，天边晕染的光线介于黄红紫粉之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匆匆吃完泡面再出发，天地安静得好像什么也未曾发生过。

 

艺术家赵洋的形容相当准确：“大家就这样一直在一错再错、将错就错、大错特错的边缘沉思，随时的变化，随时的接受，随时的演绎，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回到荒野，不仅意味着回到身体最初的诞生地，也意味着回到能量未受社交礼节和内在约束之处，回到心灵实际上的所见与所感。狂野自在，无拘无束，以更多的时间端详生命的肌理和细节。

 

真的到了色林错（“错”即“湖”）面前，还是无法置信的那种宝石蓝。

 

在羌塘无人区的旷野中，一头野驴悠然缓行，近乎强大的孤决。

 

在金光中的阿尼玛卿雪山脚下独自盛开的雪莲花，也不鲜艳也不枯萎，就那样在寒风中地矗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和雪山也没有区别了。

 

在班戈错边的漫谈，大家围成一圈，天高云远，湖水拍岸，鸟叫的声音和薛峰的话语交织在一起，既抽象又具体：“来和不来之间的纠结，如果没来，在深圳也许又度过忙碌的一个月……”

 

在夜晚安静的黄河边，躺在岸边一棵倒下的树干上，听着水波微澜和青蛙鸣叫，稍远点是大家围在一起聊天的声音，云散了，无数颗星星出来了，好像谁说闻到了“星星的香味”。

 

孜珠寺里的儿童在佛像脚下嬉闹，在转经筒边追逐，兴奋地抓起一大把纸符扔向天空，然后在飘落的纸片中尽情欢乐……

 

 

我们是游客，可在这广袤的天地间，谁又能说自己不是呢？

 

然而，再雄强的山峰、再幽蓝的湖水、再神秘的建筑、符号和仪式，说到底都还是平凡的事物，都是当地人司空见惯的事物。

 

 

 

蒋鹏奕拍了很多云，他在这部与云有关的影像中说：“假如天空没有云，我们该如何凝视天空？”

 

“看云的快乐，就是你想到什么，它就会成为什么”。

 

刘成瑞作了很多诗，其中一首《2022324》：

 

旅行中

早上开始饮酒

是我的好习惯

也就是从早上开始

进入夜晚

只有夜晚

灵魂才能从山体

从身体

从小草

从各种各样的小破东西中

飘出来

像实现了共产主义的人们一样

平静地细数着

过往的悲苦

 

童文敏在流经囊谦的吉曲河边做行为，她全身赤裸地被深埋于堆积的石块堡垒中，最后靠自己的力量出来，有种石破天惊、横空出世的意味。

 

她裸身从石堆中走出的一刻，几乎让人分不清眼前的是人类、动物还是幽灵，好像无父无母，孑然一身，来去无踪。

 

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我们可以赤裸，我们可以单独，我们可以放逐，我们可以两手空空。”

“天地游戏”的尾声，8月13号是王澈的爱车——切诺基（昵称“小切”）的21岁生日，艺术家余雅文买来了蛋糕庆祝，蛋糕上面有辆小小的玩具车，跟小切模样很像。

 

王澈说了好几次“谢谢雅文，这可能是小切这么多年来的第一个生日蛋糕”。

 

他把蛋糕包装盒的红丝带系在车框上的样子，像在给出门上学前的女儿扎头绳，少见的柔情流露。

 

从外观看起来，小切如同一个放大版的白色玩具车，似乎只剩一个架子，四个车轮随时会飞出。手动挡，车内没有任何电子设备，十足“古董”。

 

车里的那种颠簸，或者说“身体的临在感”，只要坐过一次便心领神会，王澈称“小切本身即荒野”。

 

就是这个古董二手车，跟着王澈9年，从南到北，从城市到乡野，从草原到沙漠，风雨无阻。路越破，小切越猛，因而有了“县道之王”的外号。

 

出于对车况的熟悉和安全考虑，小切只能由王澈自己开。

 

一天到晚几百公里，其他车都是大家轮流开，累了换班，在车里睡觉都疲惫的那种环境，王澈独自驾驶着小切，在高原强烈的紫外线中两眼发红。

 

“王澈你歇会儿，换个人开吧”，大家看不下去。

 

“没事，小切你们不会开。累了我自然会停车休息，放心”，每次都是同样的回答。

“不走高速”是王澈的原则，一方面因为高速上的风景乏味缺少生动，且不能随性停下，更主要的原因是高原上也没有高速可走，无尽的土路、山路、石子路、悬崖路、搓衣板路，颠生颠死是常态，爆胎也偶有发生。

这一个月的行走对于王澈来说，或许已不仅是一种精神创造和和观念实施，更像一种体力活，甚至一项极限运动。

很难想象那是种怎样的心力和体力，在高原缺氧的破路上驾驭一台颠簸的老车、各种各样的声音，以及整个团队每日的鸡毛蒜皮——小到今晚露营还是住旅馆，大到西藏突发疫情后的决定：停在此处静观其变，还是结束行程打道回府？

王澈十几年的老朋友、行走项目的长期参与者刘成瑞形容他“和莽原很像，野蛮生长”。

在与人与人、生活与生活的夹缝中，王澈或许也有很多为难，但唯独“不能和艺术相互为难”。

很多人嫌弃小切的老旧，劝他换车。每家修理厂都让他把车报废——“上高原？不可能！”“万一哪天坏了，真把你撂在路上”

小切却不可思议地争气，在海拔4000米的山路上，连丰田霸道也因高原反应而动力下降，只能缓缓爬坡时，小切从旁轻松超越，透过车窗也能看到司机极力克制的得意。

“破旧的小切，坚强的小切，跟人一模一样。”好像是是王澈在酒后说过的话，也许是我记错了。

预算有限，荒野无限，一无所有，还有心和双脚。

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已经人车合一了，都是朴素到底，也彪悍到底。没有天时地利，也没有谁的提携加持，靠着某种笃定也好，不服也好，就是那么一口心气，也走到了。

每次看到王澈开着21岁的小切在高原上沙土纷扬的盘山公路上飞驰时，你都会觉得那个画面太像一种隐喻。

艺术界不缺华丽精致，用数字衡量的价值，用奖项定义的高低，用趣味遮掩的虚弱，用知识包装的乏味，精心研制的商品中较少见到粗砺的激情和原始的感性。

人各有志，但在越发僵化和保守的规则与现场中，我们想问：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想问：到底什么是艺术？

艺术不是命题作文，也不是快餐化的生产——“项目不以生产何种结果为目的，依然坚持过程就是结果的方式，让参与者轻松并沉浸在行走中”，这么多年，王澈的每个行走项目都是如此。

 

过程就是结果，看起来就总像没有结果似的。

 

“王澈你太悬空了，落到地上吧。”

 

“行走跟艺术有什么关系？”

 

“工作室的房租交着，出来走这么久，如果一点作品产出都没有，是否太没效率了。”

 

“王澈的行走项目不就是普通旅游吗？”

 

无论是王澈自己还是项目的参与者，大概都或多或少听过这些话。

 

我把同样的问题抛给从2015年起就开始与王澈一起行走、也属于最早参加王澈项目的艺术家之一闫冰，他的回答很直接：

 

“这些说法准确地显露出一种心理，就是急功近利，而且套路，恨不得艺术家马上做出反应，马上产生可见的作品。他们认同于这种东西，因为他们要快速兑现。王澈的策划更加大胆，也更诚恳，具有长期的意义，除了他自己对邀请艺术家的选择，其他自由都还给了艺术家——可以做些什么，也可以什么都不做。我觉得很酷。”

 

在闫冰给我列出的“行走中的难忘经历”清单中，包含但不限于以下这些：

 

风雨夜在内蒙草原的一条笔直的小路上开车狂奔；草原上的大雪；草原白酒；岷江流域羌族人的明月与篝火，和羌人一起喝的大酒；塔什库尔干的明月和酒；出罗布泊时的奇观与哀伤……

 

很难预料行走过程中的哪一个人、哪一句话、哪一眼风景，对参与者之后的创作和观念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相当深远和隐秘，也许未必在当下立刻显现，但不同环境的刺激无疑重塑了艺术家对事物的认知。

“如果这样一个项目要求艺术家做作品，我会觉得非常奇怪，也会很有压力，毕竟艺术的本质不是生产”，刘成瑞说。

“在城市中的集体中我的身份是确定的，但在这个行走项目的团队里，我的身份很随意——可以是艺术家，也可以是写诗的，也可以什么都不做，仅仅是一个旅伴，整个人会比较放松。放松以后，想象力会更舒展，对世界的认识也会更温柔。”

更放松，更温柔，更直觉，在自然中做个彻底迷路的无名氏，关闭谨守一加一等于二严密逻辑的头脑，拥抱风险，自我放逐，对某些东西不在乎。

在王澈的项目里，你可以尽情“奇怪”，无论是随地躺下、在湖边打滚、从早餐开始喝白酒、还是在寺庙里流泪、在对讲机里毫无征兆地高歌一曲，抑或突然号召大家共同沉默十分钟，都可以，都合理，都是对的。

你很少看到王澈因为谁做了什么而流露出惊讶或者不可思议的神色，他总是在远处默默地观察着每个人，给大家拍拍照，浅笑，或者面无表情。

也有可能他内心很吃惊，但并未表现出来，就像他开车的方式一样，王澈比较克制。相对激动的时候一般都是喝了些酒之后。

散伙前的一晚，大家在青海湖旁的蒙古包里喝酒话别。夜色渐浓，王澈双颊通红，说出的句子渐渐变得不完整，难得听到一串略显激动的排比：“艺术做到最后就是人的事儿，我们要看到人性最牛逼的部分，看人性的光芒，看人性的优雅，看人性的光辉！”

近一个月的时间，“天地游戏”里十四个不同的年龄、身份、性格的人，是怎样和谐相处的？

其实也不一定非要和谐。高原缺氧的环境里，大家的体力本来只能达到正常状态下的六七成，再加上旅途劳顿甚至风餐露宿，在相对极限的状态之下，每个人都在一层层地脱去外衣，以最真实的样子暴露自己的面目和生命。

而王澈在其中，以尊重或者仅仅是“不过度反应”的态度，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容纳了所有的习惯、气质、感性和理性。

地貌时时刻刻塑造着人的精神，高原上的宏大尺度让人生中的一切显得那么小。所有的鲁莽、冲动和摩擦，回头想想，也是活生生的浪漫。

项目中的王澈好像从来没把自己当主角，常含笑谦称 “陪伴第一”，但如果真的换个组织者，“天地游戏”不一定成立。这既跟王澈多年来行走累积的经验和历练有关，也跟他自身的性格有关。

陷车是对的，疫情的拦截是对的，和谐是对的，争执也是对的，“一切都是对的”——王澈的另一句口头禅。

“王澈很尊重艺术家，也很开放，你怎么做都行，他完全不干预，聊天过程中也不会很强势，接受或者不接受他的观点他都可以，不会有什么误会。”和王澈一起走过库布齐沙漠、新疆和黑戈壁的艺术家蒋鹏奕说，“不强势是一个很好的品质。”

自然中相对完整的时空和无限的可能性，与城市中的碎片化和效率化形成了强烈对比，令人心向往之。

 

 

生命渺小，却也时时探索着，时时活跃着，于是恻隐之心油然升起，活在城市中的我们，也许会开始观看此刻脚下的地板、窗户上的手印、水杯冒出的热气，连同周围可触及的一切。

 

从前觉得它们如此乏味，如此不值一提，现在却可能看到它们特有的细节，比如灰暗的阴影和隐匿其中的灰尘，其实这就是它们本来的样子，没有好坏之分，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王澈把自己策划组织的户外项目中的一些状态、现场和创作，放在了公众号“莽原”中。很多艺术家的面孔、对谈、生动的图片和图注，成为“行走”最好的注脚和记录。

 

图注中的某些文字像灵光流过身体的瞬间，放在一起，也是诗。

 

 

思考山，向戈壁展开

被风改变的汪洋，具有延续神话能力的峡谷

凝视、举杯、重返，我们让土地作为动词

日复一日地出走

让风景穿过身体，让身体成为风景的一部分

野性盎然，绵绵若存

某刻我们全都相同

都在这里

在这里存在

Hi艺术（以下简写为Hi）：有人把你的行走项目理解为游玩，它跟艺术的关系是什么？

王澈（以下简写为王）：所有参与的人都是有艺术身份的人，这就是行走跟艺术最大的关系，不是说行走完做一个展览，才能和艺术有关系。

 

如果大家出来行走一趟，就是为了最终生产出来一个展览，肯定也没问题,但我不想也不喜欢这样。

 

 

Hi: 你的行走项目不要求艺术家做作品，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行走对艺术、对策展、对写作的影响，更多时候是秘密的、深入的、绵延的、潜移默化的，也许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能反映到创作上。即使是拍纪录片，也很难真实还原那种微妙的状态，而我们收获的最宝贵的结果，恰恰就是每个人的在自然中的思考、触动和状态。当然艺术家如果在行走过程中做作品，我百分之百配合和支持。

 

Hi: 你的行走项目都采取邀请制而非申请制，你邀请参与者的标准是什么？

王：我在邀请之前肯定会先进行接触、观察和了解，一定是我觉得这个人比较有意思，我比较欣赏他/她，或者他/她可能对行走比较感兴趣，能从中获得一些触动、兴奋、可能性，我才会发出邀请。有些艺术家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她对自然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她在工作室里就可以做出很好的艺术，这种情况的我一般不太会邀请。

 

Hi: 参与过你项目的艺术家有一两百位，但其中你策划过展览的并不多？

王：虽然大家在项目开始前都接受了我的邀请，但每个人在行走中感觉的力度都不一样，有些人也许会留下深刻印象，有些人也许并没有太大感触，都很自然，也很正常。

 

对于我来说，假如能通过组织这件事，产生几个特别喜欢行走、把行走变成一种创作方式、或者至少重新看待行走这件事的艺术家，或许就够了。

 

 

Hi: 你的“燕山散步”“沙漠驻留”等项目都已经持续了五年，你是一个长期主义者吗？

王：确实，好像我所有的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反复，反复地行走，反复地介入到不同的空间里。

 

反复到同一个自然空间里面，每一次的感受都是不同的。第一次你会觉得“哇”“天啊”“太美了”，处于一种仰视的状态；第二次你对风景更为熟悉，并且开始觉得自然跟你可能是平等的；到了第三次才会有更多的思考，对一些观察和问题产生自己的认识和判断，这时候提炼出的语言和写作相对会更有厚度一些。

 

我一直比较看重时间性，不太喜欢破碎和零碎的事物和概念。可能至少要做10年、20年，我们对某件事情才会有一个比较扎实和有厚度的理解。如果没有足够长的时间跨度的支撑，很多表达可能只是停留在概念，或者小点子的状态，比较难形成完整的架构。

 

Hi: 从荒野中出来，你看待城市的视角有何变化？

王：雪山、湖水、草原，在自然中，我们目之所及的一切可能都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那里的时间系统是漫长而完整的。而城市中的所有组成，包括建筑、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对临时、碎片化的。

 

不是说在自然中行走之后我们就要反对城市，城市有城市的价值，我们需要城市里的科技发展和价值交换，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自然，尤其是当城市生活中显露出僵化的秩序或者所谓“内卷”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在自然中找到一些更生动，更具想象力的可能性。

 

Hi: 做行走项目的起点是什么时候？

王：2014就开始去内蒙一带行走，当时没有把它当成项目，就是和来往比较密切的艺术家的一起出去走走，结果大家的状态都很好，感受特别立体。2015年之后我才把行走作为项目，开始更加详细的策划、找赞助、变换地貌、扩大邀请的范围，像这次“天地游戏”，基本就是我所有的行走项目中环境最艰苦、人数最多、大家的身份和面貌构成最丰富的一次。

 

Hi: 虽然艺术圈内早有自我组织的传统，如艺术小组、实验空间等，但“行走”还鲜少有先例。起初做行走项目时会有很多不确定吗？

王：当时是一种完全不确定的状态，好像在做一件完全不符合艺术行业逻辑的事，就是想去做，内心有一种急迫性。想把过程放大，把整体突出，想琢磨一些新视角和方法，行走的目的不太外显，也不要求艺术家做作品，在有些人看来也许会觉得比较奇葩吧。

 

Hi: 让你开始从“传统”的策展中脱离，开始做行走项目的原因是什么？

王：在开始行走之前，我已经做过五六年的策展，都是比较传统的文本写作，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找个空间、写篇前言、把画挂上。时间长了之后，虽然对于所有的套路越来越熟悉，但我越来越崩溃，甚至越来越绝望，我一度觉得自己写不出来了，这个职业做不下去了，我觉得策展变成了一个跟艺术没有任何关系的“活儿”。

 

但行走让我找到了一种新的工作方法，认识、解释和写作艺术家的方法，这是很有快感的事情。我并非自然主义者，最让我迷恋的其实是我跟艺术家的关系。

 

Hi：做行走项目对你的策展有怎样的影响？

王：策展人在解释和写作一个艺术家的时候，如果面对的仅仅是作品——工作室产生的结果，那他更多需要去想象，去阐释、去套概念。但有了几次行走经历作为背景的时候，你就会在写作中拥有更多可靠的支撑，就不会显得特别空泛或者虚弱。

 

每次旅程中都会看到艺术家的状态、思考方式、世界观，然后你会更加理解他的创作。到最后你发现，展览是第三步，作品是第二步，第一步是你如何面对这个艺术家，这个人。

 

行走恰恰是认识一个艺术家很好的途径，在行走的过程中也会逐渐和艺术家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

 

Hi：行走项目的经费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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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以前会有朋友跟我说：你这个事情太悬空，不落地、你很快就会维持不下去，甚至生计都会有困难。但很幸运一直能够找到美术馆、收藏家的赞助，金额虽然不多，但这么多年来也持续下来了。我到现在仍然觉得，收藏不只是到画廊里面购买一件多少万元的艺术品，收藏需要差异性，需要好玩，有趣，需要收藏的是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
Hi: “行走”是你对抗策展人内卷的方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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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艺术是一个特别开阔的存在，你用什么方式面对它其实都没问题，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式就好。
我们常说的内卷实际上就是一种竞争，但竞争是极其没有创造力的东西，竞争什么呢？别人每年策划10个展览，我策划15个吗？没有任何意义，也不会有任何结果，这也许是一种惯性或者不自信，当我们把艺术变成一个“活儿”的时候，它会立即丧失它原本的文化性和生命力。
Hi: 这几个行走项目未来会以文献的形式进行集中呈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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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每个项目我都会有一些写作，还包括和艺术家的对话，这几年累计下来也有上百篇，时间合适的话，可能会出一本文集，配上我们在荒野里的照片，可读性应该会比较强。看上去也许什么意义也没有，但它的意义就是那个意义，谁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