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莹:我想让所有人记得,它们曾经存在过

艺术是一根浮木
戴莹是“80后”艺术家,四川人,善画水墨,曾在纽约工作和生活。作为年轻“海归”,戴莹回国后的首次个展就与大型美术馆及策展人孙冬冬合作,不禁令人相当好奇:她到底是一位怎样的艺术家?




由建筑工人来书写
展览开幕日,戴莹站在她的那些巨大装置旁边,显得格外娇小。入口处高达8米的《出勤记录》,贯穿两层展厅,如经筒一般围拢的三色布的正反两面上写满古今中外政治家和哲学家的语录,由好几位建筑工人耗时十余天才全部写完。


为什么请工人来写这些“高大上”的名言?戴莹解释说,因为在文明进程中权力者的价值观影响和左右着几乎每一个个体,而大部分的劳动者身处其间却无知无觉,日复一日地遵守着、听从着、行动着。戴莹曾问过工人“写完这些话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得到的回答都是不太理解或没什么特别感觉。“很多人,包括你我,都在被看不见的东西裹挟,每日的生活俨然变成一种无意识的出勤和打卡,不知生,亦不知死”,戴莹说。
父亲过世两年,如今的戴莹再谈起他仍面有悲戚之色,虽说父亲的病是触发她用艺术表达的开关,但戴莹早已跳脱了个人悲欢,目光转向了更宽阔的社会层面。她的作品中常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悲悯,对“底层”的关怀和对“草根”“边缘”人群的同情共感——“与很多人受的苦相比,我的这些经历根本不算什么;作品也不是为了凸显我自己,戴莹就是一个普通人,消失在作品背后。艺术家只不过是一个身份,让我能够发生发声,能够找到一点方法,把被人遗忘的东西视觉化,重新搬上台面。”


一首凄凉的生日快乐歌


这朵塑料花是戴莹在北京的某个工地上捡到的,2017年的冬天,北京刚经历过一轮大拆迁,戴莹在黑桥的工作室也在拆迁范围内,她去建筑工地上找材料,突然听到一阵生日快乐歌,于是徒手从一堆废墟挖出一朵被压烂的粉色塑料花。“可能是某个小朋友在过生日,但他的家就这么被夷为平地了,就顷刻间化作一片废墟了,你能想象那种家没了的感觉吗?”戴莹问我。采访当日是周一,展厅里空空荡荡,破烂凋败中支棱着的小莲花不知为何显得特别凄凉,那首微弱单薄的生日快乐歌也近乎是种哀嚎了。
即使只有一人记起
展览中两条极为清晰的线索并行——装置与绘画,如果说装置像戴莹的客厅,是她表达对于社会的关注和建立与外部世界连结的区域,那么绘画则更像是她的卧室,是她内心的一个隐秘角落。宣纸上艳丽色彩的宣泄和反复出现的同心圆,是戴莹在现实的一切疮痍和破碎之中希冀寻找的圆满。


从绘画过渡到装置,戴莹如同更换一套语言,虽仍有青涩稚嫩之处,但作品背后的批判精神和悲悯之力本身已足够动人:大多数材料如塑料袋、切割机床、三色布等,即使非常实用,也不过是用后即掷,无人记起,其命运如同许多事,许多人。但戴莹始终希望,不断呼喊,试图唤醒,给所有无名之物、无名之人以仪式感的待遇;给所有被遗忘的,被忽视的,存在过却毫无存在感的人事物以郑重的纪念。夜正长,路也正长,即使只有一人记起,那也是记起,那也是不曾遗忘。



从未来看,现在就是废墟
Hi艺术(以下简写为Hi):为何作品中反复出现建筑材料?
戴莹(以下简写为戴):我父亲曾经从事建筑行业,关于建筑材料、工地环境的记忆一直伴随着我。2017年到2018年父亲病重,我的内心一时找不到和他对话的出口,所以我开始去北京拆迁的地方捡拾建筑材料,做这种行为才会让我的内心有归属感,要趴在土地上,手和脚要扎到土地里才能找到安全感;就好像父亲的生命慢慢消逝,而我越需要这块土壤,过去的记忆就会被带出来。





材料本身就是语言



绘画始终是我的卧室



戴:那件时间跨度比较长,截稿时间是2020年,但是实际上花了好几年。我是画一段时间,放一放,再画,再放一放。其实它是伴随着身体的一个行为,已经不再单纯是绘画了。我的所有作品基本上都是并行,好作品是需要等待的,到一定时候就需要放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