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艺术

 

2016年岁末，中间美术馆宣布由卢迎华接任第二任馆长的消息；今年1月8日，由刘鼎、卢迎华策划的“沙龙沙龙：1972-1982年以北京视角的现代美术实践侧影”在中间美术馆拉开序幕，这也是卢迎华“新官上任”后的第一次展览。

此番并不是卢迎华第一次以美术馆人的身份和大家见面。2012-2015年，卢迎华接替黄专，在OCAT担任艺术总监和首席策展人工作，在任职期间也产出了很多出版物。在卢迎华眼中，出版物并非展览的辅助，而是和展览平行的一种实践方式，出版物能够体现出展览筹备过程的研究经验，也可以成为艺术家、策展人创作的平台。

从担任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的金狮奖评委、2012年的光州双年展、连续两届洛克菲勒基金会艺术家奖评委……卢迎华也曾以国际化的语境中的身份被大家认知。但是她却坚定地认为：“从事艺术是和个体相关的，不管是在国际或本土的环境里工作，这一点是不变的。在参与国际展览的策划和评选工作中，比如光州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等经历让我深切地认识到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深入自己的历史，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语境。‘全球化’只是一个非常表面的现象，如果不能好好地正视自己、梳理自己、表述自己，那就永远无法参与到所谓的国际化或全球化讨论中去。全球化的讨论永远离不开对本土历史的观看和描述。”

 

卢迎华和先生刘鼎，不但是生活中的伴侣，携手面对人生柴米油盐的琐碎平淡；也是工作上的好搭档，一起策划了“小运动——当代艺术的自我实践”、“第七届深圳雕塑双年展”等展览，及共同进行了一系列相关讲座和对谈，如2012年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从艺术创作角度出发的策展和批评。”更难得的是，他们因为有很多基本的认同和兴趣点，所以很少有意见分歧。她说：“我非常信任和刘鼎一起搭档的工作，他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策展人，对于历史研究与展览语言的运用和把握上有许多想象力和‘魔术’。在此次‘沙龙沙龙’展中，他提出将‘1972-1982’作为研究的时间点，并构思了在展览中作品和文献之间互文的‘脚本’。”

Hi艺术=Hi  卢迎华=卢

 

 

Hi：你年底刚就任中间美术馆馆长，在此之前你对中间美术馆有怎样的认知？是什么契机吸引你来这座美术馆？

卢：合作之前我对中间美术馆了解不多，只是看过一次展览而已。中间美术馆的理事会有专业的眼光和开放性，正式接触之前，他们对我之前做过的展览和写作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在他们寻找下一任馆长的时候来找到了我，和我进行了多次沟通。在这期间我也对中间美术馆的工作方式、机构的方向开始逐渐了解，理事会多次表示希望今后中间美术馆能更往一个具有研究和知识生产能力的机构转向，这也契合我的工作兴趣和方向。我们双方就是在对这种彼此认同的基础上开始合作的。

 

Hi：本次展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回响”系列研究的第三部分展览，这次展览和上两次而言是如何延续的？

卢：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当代艺术中的回响”这个主题的研究是我们自2013年正式确立和逐渐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机会通过三次展览来转化我们在研究中的发现与思考。第一次的展览“从艺术的问题到立场的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回响”跨越了将近70年的历史时空，通过艺术家个体的案例、艺术事件等考察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叙述，将考察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实践的维度拓宽至1976年以前，回溯至1949年前后，把艺术放在一个与思想史平行的轨道中来观看，将艺术的进程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置在一起来讨论。这里面有个历史观的问题，把60年看成一个连续的过程，与那段历史进行对话。第二个展览“新刻度与钱喂康：中国早期观念艺术的两个案例”，是对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两个艺术实践的深入研究；这次展览“沙龙沙龙：1972－1982年以北京为视角的现代美术实践侧影”是一次重新审视在艺术史研究中几个关键问题的契机。比如在当代艺术史中反复提及的1979年的系列事件是如何来的；1979到1982的繁荣对于80年代的篇章而言是开始还是对于文革路线纠正的一个落幕；大的政治政策和中心城市的知识精英的互动关系；在求变时期文艺官员的和民间自发活动的互文关系；文革中后期在艺术中“不谈政治”的意义；在特殊时空中不同背景和经验的知识份子是如何制造和运用交流空间的；公共空间的日常化运动对于艺术风格的推动等问题。通过展览对于这些问题的论述，我们希望能对于今天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论述和艺术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Hi：1972-1982年这个时间段的特殊性在哪里？
卢： 在已有的艺术史叙述中，对于这个时间段的梳理，特别是文革中后期的这段时间几乎是空白和粗粝的。我们主要以林彪事件（1971年9月13号发生后的1972年为起点，截止至1982年中央批转《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之间的十年作为研究与讨论的时间段和一个历史想象的空间。我们不仅仅视这个时间段为一个政治历史意义上的过渡，也是将其作为一个相对整一的艺术时期来对待。我们通过思考这个时期美术现象的具体相貌和多层次的实践，来考量在政治剧变时期艺术创作者的心态和已有艺术历史叙述的尺度问题。

 

Hi：以这个展览作为你上任后第一个活动的必要性及特殊性在哪？
卢：谈不上特殊性，因为我们一直在研究和思考这个项目，在我上任之前，这个展览早已在筹备之中了。
Hi：展览筹备过程是怎样的？都遇到了哪些困难或难忘的经历？
卢：筹备这个展览的难度远远超过我们之前所有做展览的经验，我们尝试在这个展览中呈现具有不同教育、成长背景的三代艺术家在70年代初期至80年代初期的工作，为此我们拜访艺术家、家属，或是藏有他们作品的机构，逐一地表述我们的想法，反复交流沟通。在此过程中，我们遭遇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许多70、80岁的高龄艺术家一方面保持着继续工作的活力，一方面对于晚辈的想法给予开放的心态，慷慨对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提供作品、参与演讲，给我们大力的支持，这些经验远远超越展览的难度，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Hi：这并不是你第一次以美术馆人的身份和大家见面，你曾在OCAT做过三年的艺术总监。美术馆人的身份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和策展人最不同的视角是什么？

卢：没有太多不同。对我来说无论是作为策展人还是美术馆馆长，我的工作都离不开与艺术家密切的对话，核心都是如何与艺术家一起工作、思考。当然，美术馆馆长也是一个幕后搭建舞台的人，他／她有责任让艺术家和策展人有更充分地空间展示和实现自己。

 

Hi：你一直很强调“回归艺术实践”这一理念，这也是日后的工作还坚持的策展风格和路线？

卢：是的。对我的工作来说最重要的仍然是思考与写作，写作一直贯穿着我的实践，这是思考和表达很重要的过程。我大部分的策展实践，是与刘鼎一起开展的，我们一起策划的所有展览都围绕研究展开，都是从现在的角度回望历史，这一点不会改变。

 

Hi：接下来美术馆将会有哪些方向上的调整？你的工作方向将会围绕哪些方面展开？

卢：美术馆的工作将保持与艺术紧密对话与互动，开展思想生产。美术馆不是一个空间而是个有机体：如何跟前沿的实践者一起思考，一起对话，是很重要的事，美术馆应该是个活跃的实践者。这个展览的周期很长，接下来我们会组织研讨会、演讲、出版物；然后美术馆还有两位艺术家的回顾展，以及一场与亚洲艺术有关的国际性展览。

 

Hi：有哪些重要的东西可以分享给中国非营利机构的同行？

卢：营利还是非营利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始终要和艺术在一起，问题要回归艺术。

Hi：2016年你策划的最满意的展览是哪一个？

卢：我与台北的黄建宏、日本协会总监神谷幸江、韩国策展人金宣廷在过去三年开展的一个与亚洲相关的展览项目“失调的和谐”，这个展览一直在生长和深化，2016年做了第三次展览，这个展览今年也将来到中间美术馆。